在多孩家庭中，决定继续生育几个孩子的权利究竟掌握在谁手中？近期，澎湃新闻关注到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刊登了一篇相关研究文章，探讨了这一重要主题。文章的作者包括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讲师缐孟瑶，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云。摘要指出，现有的研究主要基于教育、收入、就业和老一辈照料等外部因素来解释生育行为，但对家庭决策过程的深入分析则相对不足。因此，本文从家庭内部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夫妻各自的偏好、意见分歧及其相对的谈判能力如何影响孩子的生育决策。研究采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22年的数据，结合夫妻的生育偏好和后续生育行为，对中国育龄家庭的二孩与三孩决策进行了不同模式的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在尚未有二孩的家庭中，有一较高比例的夫妻双方都希望生育二孩，这表明现实条件依然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二孩生育中，单方面的生育偏好往往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尤其在城市家庭和较晚出生的群体中更加明显。第三，无论是否最终选择生育三孩，夫妻双方对于三孩的初始偏好普遍偏低。最后，三孩的生育决策往往体现为谈判模式，特别是当丈夫对三孩的偏好较强时，妻子更强的谈判能力使得这种偏好更难以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通过家庭内部的决策过程来解释多孩生育行为，不仅进一步拓展了生育研究的视野，也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促进家庭责任的共同承担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政策建议。

结合已有研究，文章将多孩生育决策模型划分为五种：母权模式、父权模式、否决模式、协约模式和谈判模式。母权模式指的是在生育决策中，妻子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最终结果多由妻子的生育偏好决定。相比之下，父权模式则意味着丈夫主导生育决策，该模式常常与传统家庭结构、经济资源的分配及宗法观念有密切关联。否决模式则表现为夫妻双方都拥有“否决权”，任何一方的反对都将使生育行为无法实现。这几种模式在处理夫妻意见分歧时较为直接，但现实中夫妻的决策往往还有更多的协商空间，因此引入了协约模式和谈判模式。协约模式强调夫妻在生育前通过沟通达成共识，并在生育后通过经济补偿来分担生育成本。而谈判模式则更复杂，因为夫妻可能无法在生育前就未来补偿达成有效的约束。已发生的生育投入将成为沉没成本，分担更多生育成本的那一方可能会面临“被束缚”的风险，因此在生育选择上会更加谨慎。

研究的具体发现包括：第一，在尚未生育二孩的家庭中，夫妻双方对二孩的偏好仍然较高（超60%）；第二，中国育龄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多接近于否决模式，这意味着夫妻需要达成共识，而这种情况在城市和较晚出生的群体（“80后”和“90后”）中更为明显；第三，无论最终是否选择生育三孩，夫妻双方对三孩的初始偏好总体上都偏低；第四，中国育龄家庭的三孩生育行为多呈现谈判模式，且此模式主要体现在丈夫对三孩偏好的强烈情况下。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给出了三方面的政策建议：首先，未生育二孩的家庭中有相当比例的夫妻希望生育二孩，这表明生育愿望的实现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政策应着力降低托育、教育和养育的成本，以便促进生育意愿落实为实际行为。其次，夫妻对三孩的偏好整体偏低，提升三孩生育水平需更好的经济支持和更加稳定的生育预期，同时需要营造友好的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社会宣传和制度规范应致力于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的家庭发展氛围。最后，生育决策是夫妻共同协调的结果，因此相关政策不应仅聚焦于女性个体，而需更多考虑夫妻双方形成一致预期的条件，例如完善陪产假、育儿假及弹性工作制，以推动家庭责任的共同承担。